就这样，我在外婆家住下了。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只记得我当时害怕得近乎要栖息，一切都不习惯，无所适从。

外婆家的房子很大，相当于普通人家的两间房子合起来那么大，在当时农村，是没有谁家的房子有这么大的。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好像不允许建这么大的房子的，就是建了，那也不能用来住人，只能用来堆放杂物之类。至于外婆家的房子为什么这么大，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下次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问问外婆是什么原因。她家现在还是住着那间房子的。

我们乡下建房子，虽都是泥砖房，却有着源远流长的建筑文化，每一道工序和步骤都有“古已有之”的规则和约定俗成的习惯。

房屋的建筑基本上是不挖坑打桩，用泥土把地面填平就行。然后是放上一圈石砖做为基座。石砖是找石匠一凿一凿地凿成的，乡下石头多，就地取材，在村里找了几个或十几个壮丁，主人家磨上一板豆腐，顶多也就买了几斤猪肉，就把那些石头抬回来了。

石砖的厚度约25厘米，高度约60厘米，厚度和高度都有规定的，长度则没有，反正，房子是长方形的，围成一个圈就行了。石基放好以后，就可以在上面砌砖盖房子了。

如果还不打算盖，或是因为家里暂时没钱还没能力盖，那就先不盖。这种情况在我们乡下很多的，一般是先放好石基，一年或几年后再盖。盖一间房子大概需要2000到2500元，有的又是同时并排盖两间或三间，这笔钱不是每家每户都拿得出来的。所以他们就都分成两部分，有了一点钱，就先把石基放好，然后攒够了钱，再盖上面的部分。

农村家庭一般有三件事比较大的，盖房子、结婚娶亲和子女考上中专或大学。所以说是大事，是因为这三件事是用钱用得最多的，我们村里有很多人一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盖了那两间或三间房子，别的好像真的就没干过什么大事了。

石基上面是砌泥砖。泥砖是自己做的，通常是找一块田，把土挖松，然后放上水，再撒上些禾苗，拉几头牛下去来回地踩，其原理就像揉面，踩过揉过的泥韧性好，禾苗则起到“钢筋”的作用。这一道工序叫做踩泥。

泥踩好后，就把它挑到准备晒砖用的空地上，然后做成一块一块的长方体的砖。做砖是用模具的，砖模的大小是有规定的，大概长45厘米宽25厘米厚20厘米吧。模具很简单，找个木匠用四块木板钉成个四方圈就行了。砖做好后就把它晒干，一般情况下，最少要晒上一个星期才会干的。这一道叫做制砖。

泥砖晒好后，如果暂时还不盖房子，就先把它收起来。因为泥砖太多，所占体积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晒干后的泥砖一般是随便找个屋檐下堆起来。

制砖是个非常辛苦的活儿，工序不多，但因为那玩意儿很重，每块砖大概有30多斤，所以整个过程就非把人累坏不可。踩泥和收砖一般都是自家人干，制砖就肯定要请人帮忙了。做砖一般选在少雨干躁的秋天，尤其是在晒砖的那几天，是绝对不能下雨的，如果运气不好，砖还没晒干时就碰上个滂沱大雨，那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在选择打砖的时间是很重要的，那时的农村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更没有报纸之类，无法得知天气预报，就只好自己看天了。乡里人世世代代都是靠看天来安排农作的，所以看天气这门功夫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尤其是那些老者，他能看到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大部分时候都很准的。现在村里有了电视，但他们往往还是自己看天气，可能是习惯了吧。

房子的长宽高都是有规定的，长一般是2.1丈或2.6丈，宽一般是9.1尺或9.6尺，也有的8.1尺或8.6尺，高度我就不太清楚了。古时候计算长度是以尺或丈为单位的，沿袭至今依然如此，我们现在是以米或厘米计算的，所以算起来有些不习惯。

屋子一般是日字型结构，里面那间用作厨房，外面用作客厅。屋顶是人字型结构，瓦背的，这些瓦是用泥烧制而成，我们村没有烧瓦的窑子，所以得花钱买。人字型结构的瓦背有利于排雨。房子一般分两层，盖房子的时候，在离地面约三米高的地方放上几根横梁，然后用木板把房子分成两层。下面住人，上面堆放放杂物。

别看都是泥砖砌的房子，却也耐用得很，在我们村，迄今为止用了上百年的泥砖房子比比皆是，现在城市里的水泥钢筋房子其设计的使用寿命也不过是几十年。农村家庭的房子一般都很多，平均每家大概有五、六间吧。除了住人，还要用来堆柴草、粮食，以及做卧室，养猪养牛等。我家那时九口人，共有八间房子。

外婆家的房子不多，只有五、六间吧，但已经足够用了。我有三个舅舅，大舅舅在镇畜牧站做兽医，他们一家子早已搬出去住了，只有过年过节才带着妻儿回来。二舅舅和三舅舅都在家，二舅舅是个乡村赤脚医生，每天背个药箱子窜村帮人家看病，闲着的时候就在家干农活。三舅舅是个教师，在他们村办学校教书。外公外婆都很健壮，五、六十岁人了，还照样耕田种地。其实这在农村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村里六十多岁的人还照样耕田种地的比比皆是。

在当时的农村，外婆家是数一数二的上等人家了，三个儿子都有文化有工作有工资，家境相当好，不愁吃不愁穿，像是我国早期的地主家庭，让很多人羡慕得不得了。

爸爸把我送到外婆家读书，表面上是说因为我三舅舅在那里教书，这样把我安排在他身边，我不懂的地方可以让他辅导辅导。

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家当时九口人，偌大的一个家，一年下来除了卖猪能卖个几百元和偶尔卖几只鸡蛋外，就再也没什么任何经济收入了。这点钱连维持一家子一年的油盐酱醋（其实只是盐，油是自己的，酱只有过年时才买一瓶或两瓶，醋压根儿就没吃过）和日常开支都成很大问题，何况还要想方设法攒点钱来让我们兄弟俩读书。如果还能省下点钱来给我们兄弟俩买件新衣服，那真的是天大的喜事了。

关于我们家的穷，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闹旱灾，直接导致一家人不够吃。我们村里的大部分人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家境比较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家家境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女儿多，那时候嫁一个女儿能收到上万元的礼金，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了，有些人家有好几个女儿的，隔两年嫁一个，所以他们家想不“富裕”都不行。用我们家乡的土话就叫做“发女儿财的人家”。

我们家乡娶亲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要礼金也就罢了，其中的手续烦杂多样，让人受不了。一般是由媒婆先走动的，甲村某某儿子长大了，乙村某某女儿长大了，就有媒婆主动上门来说媒撮合，当时还是父母之命，所以由嫁娶都由父母全权操办。如果双方父母都有意向，再进行下一步。

古往今来的嫁娶，双方都会考虑诸多要素。我们乡下也不例外。作为女方家，女方父母要考虑的第一个要素是地方，即男方是哪个村的人。双方都是农村，都是住在山坳里，但农村与农村可不一样，有些村庄周围没那么多山，或是田地离家近一点，平时干农活没那么累，而有些则四面都是山，一出门就得爬上半个小时的山路才是自家田地。做父母的怕女儿嫁过去之后受累，所以都想选一个地方好的人家。

要考虑的第二个要素是，男方的家庭情况。比如他有多少兄弟姐妹，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男方兄弟多姐妹少，就意味着他家以后会很穷，因为要给他们兄弟娶亲。女方父母都希望找一个“发女儿财”的人家，尤其是那种只有一个儿子却有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女儿的人家，那就是方圆十里众多女子争着要嫁的上好人家了。

其次是男方在众兄弟中的排行，这一点也很重要。农村的习俗是，兄弟多的，从最大的开始娶亲，依次排行。做兄长的娶亲后，就要帮助弟弟们娶亲。娶一门亲要用很多钱，为了帮助弟弟们娶亲，生活过得相当苦。所以女方都不愿意嫁在家排行大的尤其不愿意嫁长子，而都喜欢嫁排行最小的。很简单，排行最小的娶亲后，就不用再帮助弟弟们娶亲。

因为这种娶亲应从大到小的习俗，就闹过不少笑话。兄弟姐妹多的，通常哥哥比弟弟只大一岁。有时候，别家女儿看上了弟弟，而哥哥又没娶亲。结果是弟弟先娶了亲。结果麻烦出来了，从此没人肯嫁哥哥了，人家都说肯定是哥哥有生理毛病，否则怎么会弟弟先娶亲。现在是没人这样说了，但长辈们还是有这种观念。前一阵子我弟弟带着他女朋友回家，我妈就骂他，你这臭小子，你哥都还没女朋友，你搞什么女朋友嘛。我听了啼笑皆非。

要考虑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礼金了。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行规”，彩礼通常是8000元到10000元。但有的女家却要到了11000元甚至是12000元的。这个数字在当时我们家听着都让人觉得害怕。有些男人自身条件不好或家庭条件不好，年纪一大把却娶不到老婆，但只要出的价钱比别人高，还是能娶上老婆的。农村人特别缺钱，如果你出的价钱比别人高出三两千元，就算你的地方差一点，家庭环境差一点，甚至你的脚有一点点瘸，也会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你的。大概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效应了。

礼金除了现金，还有稻谷。一般是29担或31担，最多的是32担，每担100斤。礼金主要是现金加稻谷，另外还有豆子、猪肉、衣服、鞋子之类，反正什么都得给。当时嫁一个女儿，吃的用的穿的，什么都有男家给。

最后才考虑那个男人。一般来说，对男人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是年纪相配，五官端正就没问题了。没有人会问你读过多少书，你有没经济头脑等。在女方父母看来，男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你的地方好，家庭环境好，他准会把女儿嫁给你的。当然，如果你学有一门像木匠之类的手艺，或是个教书先生，拿着国家工资的“铁饭碗”，女方还是会着重考虑的。

如果要把这四个要素所占的比重划分一下，我看地方占40%，家庭情况占30%，礼金占20%，娶老婆的那个人占10%。看着这组数字我就觉得悲哀，本来，嫁一个男人，当然首先要考虑那个男人，比如他的性格，他的为人，男女双方的感情基础等。可是农村人不讲这一套，你跟他讲感情基础，那简直比对牛弹琴还要对牛弹琴。反正大家都不认识，都不知道对方是个啥样的人，干脆先要一些如地方、家庭情况之类的“硬件”再说。

我们家乡嫁女儿就像卖猪一样，只不过是美其名曰“嫁”而非“卖”，于是就多了一重所谓的人情味。也不是所有女儿多的人家都是能发女儿财的，如果家里儿子也多，那就谈不上发女儿财了，嫁女儿收了人家的礼金，刚好用来娶儿媳，一对一，中间不但捞不上什么钱，搞得不好还要倒贴。

农村家庭家境比较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家里有人出门搞副业。所谓搞副业，其实就是挖煤，八十年代的农村还没有“打工”这类字眼，所以只能去挖煤。一个月挣个五六百除了自己吃的用的还能寄回家二三百，家庭生活立马好转，这的确是一条改善家庭生活的捷径。

挖煤一般是去韶关花坪，那里煤矿多，又有很多老乡在，村里人想去挖煤的，都爱去那里。

记得那时挖煤的人可神气了，在我们这些小孩眼里，他们见过世面，坐过火车，吃过吃不完的肉，他们是我们心中至高无尚的偶像。逢年过节回到家来，我们总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他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们特别爱看他们的头发，弄得卷卷的，听说是“电”过，我们就纳闷，头发也能电？用电来电头发，那不是要死人的吗？我们不懂电头发是怎么个电法，就理解成把家里用的那种照明电直接拉到头发上，所以才有了以上疑问。而实际上就是烫头发。

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他穿的那条裤子，花花绿绿的，像蛇一样，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裤子，我们就到处打听，结果搞了半天才搞明白那叫牛仔裤——真新鲜，这世上居然有叫牛仔裤的裤子。现在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真是可爱又可笑。

但是很多人宁愿穷都不愿意去挖煤，原因很简单，那几年煤矿经常出事，几乎每年都有好几桩大事故发生，死了不少人。挖煤无疑就是提着脑袋去上班。煤矿事故跟其他事故不一样，一旦出事，基本上都是死人的，而且都是大批量地死，别指望你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只受了点伤。那些年里，在我们当地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好几个人因煤矿事故命丧黄泉的。我们村也不例外。我大叔谢福林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1993年6月8日上午，我正在沙坪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课间，学校突然来了一辆吉普车，接着我就被老师叫去，见着吉普车的几个人，说我叔叔在煤矿里出事了，他们是来报家属的。因为过去我跟叔叔通过几封信，信上有我的地址，所以他们先找到我再到我们家的。当时他们只说是受了重伤，没说死掉了，大概是怕我爷爷奶奶伤心吧，其实明白人一想就知道肯定是死了，否则怎么会派车来接家属。

叔叔是在1993年6月7日早上7点多钟死的，当时在梅田矿务局的矿井里挖煤，是瓦斯突出，当即丧命。6月8日下午，我随家人坐着那辆车前往梅田处理这件事。尸体放在梅田医院太平间，到梅田后的那几天里，我天天都去看叔叔。

6月12日，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矿里派了辆车把叔叔拉到郴州殡仪馆火化，我和家人一起送他到殡仪馆。我是看着叔叔被送进高炉火化的，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不让家属在现场观看，后来我说了好多话，才让我看的。叔叔生前跟我感情很好，我想看着他火化。火化后，我抱着他的骨灰盒回到梅田，把他放在床头上一起住了两天，等大人都把事情处理完了，我才把他抱回家来安葬。他死的时候，他女儿谢颖出生不到三个月。他死后三个月，他老婆改嫁，扔下女儿走了，搞得家破人亡。

在早期，我们家是既不是发女儿财又没人出外挖煤，所以就穷。爸爸把我送到外婆家，吃住在外婆家，实际上是减轻了负担，不管怎么说，家里总算少了一张嘴吃饭。外婆家当然知道爸爸的用意，只是，他家不缺吃的，我们家又真的是穷，所以愿意帮帮我家。

就这样，我在外婆家住下了。关于报名、交学费之类的事，我全然不知，也不用理会，都是大人们给我办好了。只是非常地不习惯，孤独，寂寞，无助，日里夜里就直想哭。

安排我和外公睡。外公睡得很晚，我第二天要上学，我就先去睡了。我还太小，怕黑，常常是二舅舅送我到卧室的，有时候是阿姨送。他们把我送到后，看着我把衣服裤子脱了，钻进被窝里，这就走了。那时候他们村里没有电，晚上窜门或上厕所之类，就打着提灯去。我们村那时用得最多的是在市墟里买的马灯，他们那里则很少马灯，都是自制的提灯。

提灯的制作很简单，找一个用过的玻璃瓶，在里面装了少许煤油，上面用铁丝扎一根用布条做成的灯芯，再用一根铁丝把玻璃瓶绑起来了用作提手，便成了一个提灯了。他们提着灯送我，走时又把灯提走了，家里只有几盏提灯，别处还要用，我既然已经睡下了，就没必要再占着一盏，卧室里便没有灯了。如果我要起来小便，那就得摸黑了。

我把我睡的地方称作卧室，其实并不准确，那里不过是一间很老很陈旧的小屋。跟小屋连着的，是一间刚新建不久的大屋，就像我前面介绍过的那种标准房子，是准备做住宅用的。小屋约六、七个平方，两层。下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如干柴棒、一个早已不用了的煎糍粑用的泥砖小灶等，还有一个鸡棚，好像还有一副石磨。里面阴暗潮湿，黑压压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大白天都要点灯才能看得见。小屋靠近大屋的那个角落放着一把木梯，那是通往“二楼”的必经之路。沿着梯子爬上去，靠墙是一张床，是个地铺，“二楼”很矮，所以只能打个地铺。地铺上面放着一张破席子和一张像是几十年没洗过的又黑又脏的被子，没有枕头。旁边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瓷罐，这些瓷罐是放豆腐或腌菜干用的，这种瓷罐我在前面讲到腌煎豆腐时已经介绍过的。另外还有一个木桶，小便用的，我们乡下人管它叫“尿桶”。

在中国境内，关于鬼的传说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我们乡下也不例外。我们乡下自古以来就是土葬，人死了之后，把尸体装入棺材，由八个人做杠夫，抬到山冈上埋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8”是个难得的吉祥数字，“发”嘛，谁不想要？但在我们乡下，8却是个与七一样不受欢迎的数字，甚至说是禁忌。比如，某人出远门，不选有8的日子；比如，某人家要建房子或住新房，绝对不会选有7或8的日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死了之后由八个人抬去埋，所以就成了禁忌。在我们乡下，3、6、9才是吉祥数字。

小的时候，奶奶常常给我们讲鬼的故事。鬼的本事可大了，它可以化成动物，学狗叫学猫叫，可以致使你头疼肚子疼，可以借人的躯体说话，等等，很多很多。奶奶说得尤其惟妙惟肖，说某个晚上又听见有人敲桌子了，某个晚上又在哪哪哪看见一个长头发穿白衣服的影子了，说的跟真的一样。只记得我们都非常害怕，害怕得不敢睡觉，连门口都不敢出了。

除了鬼，过来就是神了。我们乡下信神信得真是五体投地，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所以从来就没有人去研究这世上有神还是没神，从来没有人去研究这样五体投地的信神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仔细想想，我们那里信神有点像西藏信佛，1998年夏天我因公在西藏呆过四个多月，亲眼目睹西藏人民对佛痴信到了何种程度。在外人看来，当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说到神，我想说说我的名字。我叫谢炳城，这个名字不是我爸妈取的，而是一个算命先生取的。据说（我不懂事之前的事只能听大人们说），我刚出生不久，就很反常。白天睡觉，晚上一哭到天亮，就是白天也不好好睡觉，我整天就是在哭声中过日子。小孩子刚出生时，一般都要睡到十五、六个小时以上，可我却不，整天哭。开始时我爸妈以为慢慢就会好，谁知过了一段日子后我还是这样，这才着急的。于是找巫婆，找所谓的风水先生看我们家的风水，也到乡卫生所去找医生看过，结果都不行，医生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病来。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因为哭得历害，睡眠严重不足，我渐渐消瘦。三个多月后，我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据说除了一双眼睛还会眨之外，全身都已经僵硬了，大概是没有知觉了。

在尽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效之后，我们全家都已经放弃我了，觉得这个孩子必死无疑，只不过在敖时间罢了。用我妈的话来说，只要用两只手指轻轻一用力，就能把我的脖子掐断。在当时，我们村里死过很多小孩，死小孩是件很正常的事。但是我妈没有放弃，其实她也知道我必死无疑，只是，我的眼睛还会眨，所以她不舍得把我扔下。

也真是我命不该绝，后来我们家又找了一个算命先生，重新帮我算了一下。算命是根据生辰八字进行掐算的，我是农历1978年12月25日凌晨出世的，以前找的算命先生，都是按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出世来算的，这次请的这个算命先生，他问清了我的出世时间后，觉得我应该是卯时（凌晨五点到七点）出世的，于是就按卯时进行掐算。这么一算，算出我要契城隍庙，方能康复。所谓契庙，这是我们乡下人的一种习俗，意思是把人的灵魂交给神灵抚养。而神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

我爸妈马上就去帮我去契了邻近一个叫大塘下的村子里的那座城隍庙。说来也怪，自从契庙之后，我慢慢就恢复正常了。不管是不是神的作用，总之是契了庙之后我的“病”就好了。按算命先生提点，要给我取名“炳城”，意思是要我一辈子记住城隍庙的恩德。

这世上是不是有神我暂且不去研究，不过我从小因为那场“病”，一直没胖过，到现在这一米七的个子才五十公斤，也真是够“苗条”的了，男人长得瘦真是一种悲哀。后来我每次回家，我妈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儿子，你回来了”，第二句话是“你该去城隍庙拜一拜了”。到了最近这两年，又加了一句：“你年纪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不能一天到晚地在外面晃了”，哎呀，你看我妈，又在催我娶老婆了，真是麻烦。

我从小就听着鬼和神的故事长大，可我今年都26了，耳朵都听得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了，却还是没能看上一回鬼。不过小的时候就真的很怕鬼的。当时我才9岁，要我一个人睡在这阴森森的屋子里，我这心里怕呀。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脑子里就开始浮现出一个个鬼的面孔。可是怕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睡，躺在那里动都不敢动，连呼吸都几乎要屏住了，于是就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可是没有用，睁着眼睛有，闭着眼睛还是有。我强迫自己睡觉，强迫自己不要想这些，可越是强迫，就越是睡不着，脑子里就越是多那些鬼的面孔。我好害怕，真的好害怕……

夜，已经很深了。我一觉醒来，外公还没来睡。皎洁的月光透到屋顶的“明瓦”射进来，照在阴森森的闪着寒光的瓷罐上，屋子里冷清清的，周围死一般寂静。我好害怕，我的心在不住地痉挛，我想有个依靠，这个欲望是那么地强烈，哪怕是一个只会啼哭的婴儿能划破这死一般的寂静也好，也可以给我壮壮胆子。可是，这不可能。

这种比坐牢还难过的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外婆家在做一些小家具之类，就从邻近的赖容角村请来了一位木匠师傅。农村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了盐巴布匹之类的东西要到镇上买以外，其他的都是自产，包括家具。乡村里有很多木匠石匠之类，家里要做一些凳子桌子等，或者是老人家百年之后的棺材，都是请木匠来家里做的。木匠一般是“计时”的，就是10元或12元一天，主人家包吃包住，一天吃四餐，早上是面条加一个鸡蛋，其他三餐就跟家里人一样，另外还要每隔一周或十天磨一板豆腐，每天早上给一包六角钱一包的“百顺”烟。

木匠师傅大概四十岁左右，消消瘦瘦的脸，个子不高。记忆里他是秃顶的，头发只剩下一个圈了。我听见外公他们唤他“毛头”，就知道他的外号叫“毛头”。他的性格很和蔼温和。他白天在小屋外的那间大屋做工，晚上和我一起睡。他在睡前喜欢抽烟，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长时间的担惊受怕使我的心灵已经枯萎。木匠师傅的到来，无疑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他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把我心中的冰雪融化，使我感到无比地温暧，无比地幸福……

记得一个寒冷的早晨，木匠师傅起得很早，还没上去吃早饭。他在大屋里用木屑生了一堆火，这时他就叫我起来烤火。他说，现在天气冷了，早晨生点儿火暧暧身子，多舒服。是呀，寒冷的冬日，早上起来烤烤火，真的是好舒服啊。

其实，与其说是烤火烤得暧和，倒不如说我更需要一份关爱，那时候的我真的好需要关爱，我的心已近乎枯萎，活着像行尸走肉一般。就是这么一堆火，烤暧了我的心……时至今日，十七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个木匠，这件小事，这堆火，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如果现在回到当年烤火的那间屋子，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烧火的位置，还有我蹲着烤火的位置，甚至连木匠师傅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我都很清晰地记得。不是我记性好，而是当时我的心处于枯竭状态，就是这么一堆火，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爱，就使我终生难忘。

也就是这些如此简单的关爱，外婆他们一家人都没有给过我，就算给了，也没像那个木匠师傅那亲，给得我刻骨铭心，影响着我的一生。在我成长的二十六年中，对我的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不是很多，那个木匠师傅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当时那种环境底下，有木匠师傅在的日子过得像神仙般快活。有他在，我不再害怕，不再在半夜发噩梦惊醒，不再感到寂寞和孤单。我说这话一点不夸张，在我的生命里，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时，我的心已经死了，是他，让我再次活了过来的。

可惜好景不长，才半个多月，他的工作就已全部做好，他要离开外婆家，要离开我了。我很是悲伤。可是从来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只好自己憋在心里头。

木匠走了之后，我以为我又要回到原来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痛苦，我祈祷，千万别回到原来的日子。事实真如我所愿，木匠走后，我搬去跟三舅舅一块住。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同村的一个一只手长着六根指头的年青人。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地板是木板的，下面是关猪关牛的牛栏。进门靠右边是一张木架大床，这可真是张很大很豪华的床，只记得我从来没见这么大的床，现在想起来，也不过是一米二宽的中床罢了。至于豪华，也不过是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的木架床。当时我是没睡过这么豪华的床的，我们家的床都是下面并排放两张凳子，上面铺几块木板的那种。一进那个房间，光那张床就让我瞠目结舌，把眼珠子瞪得溜圆，看了又看，用手摸了又摸。

靠左边是一个小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书桌，那是三舅看书写字用的。桌上是一盏煤油灯，还有一个收音机。再往里面是两只大箱子，里面全是书。除了这些，屋子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显得空荡荡的。

他们以前是两个人住的，我来了之后，舅舅就在大床旁边加了一张小床，大床上睡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轮流睡那张小床。我住惯了那间拳头大的又黑又湿的小阁楼，搬到这里以后，就像是进了天堂，我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其实，像舅舅这种房间，在当时的农村是最先进的绝对上好的了。

（本文共分十个部分，已发表第一部分，这是第二部分，其他部分正在写作中）

1998年12月10日-13日初稿于温州金鹏宾馆618房间    

2004年10月23-26日修改于广东东莞市石碣镇上一村住所